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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剧与欧洲启蒙头脑的交汇

中国古代戏剧与欧洲启蒙头脑的交汇

中国古代戏剧与欧洲启蒙头脑的交汇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有众多经典文学作品为众人所赞扬,其中不少经典剧作还在西方国家获得普遍流传。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所创作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被王国维称为“既列之于天下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以其高度凝练的、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征服了那时的欧洲观众,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儒家头脑和传统价值观也获得了那时一些西方学者的赞许。从译原本看,传教士马若瑟最早法译的《赵氏孤儿》,自出书后回响热烈,转译本如德译本、意大利版等相继问世,最终对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亦发生了影响,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盛行不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会发生了深远影响。

元杂剧经典之一的《赵氏孤儿》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形成于宋代,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种种演出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从戏剧生长史角度审阅,杂剧体制完整、成熟并最先郁勃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壮盛时期。最初杂剧盛行于北方,以多数(今北京)为中央,逐渐遍布河南、河北。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厚实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传统故事,而且加倍普遍地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现实,最终成为这一时期宽大人民群众最喜欢的文艺形式之一。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著名悲剧之一。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宜,最早的较详细叙述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只是那时纪录的情节相对简略,而且其中几个要害人物(例如最大反派屠岸贾、珍爱赵氏孤儿的要害人物程婴和公孙杵臼)并无纪录,因此此事在后世所演绎故事的真实水平,至今仍被学界讨论;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说苑》中,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凭证《史记》纪录,此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晋景公当国时代重用大臣屠岸贾,屠岸贾与另一大臣赵朔有仇,他怂恿晋景公以赵朔父亲和叔叔以往过失的名义责罚赵家。将军韩厥力劝未果,偷偷通知赵朔逃跑,赵朔不愿,请求韩厥保全赵氏子弟以继香火。屠岸贾假传晋景公下令,杀戮赵家满门,赵朔的妻子已经有身,由于是晋成公姐姐,躲在宫中逃过一劫。不久后,赵朔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即赵氏孤儿。为了躲过屠岸贾的追杀,她把婴儿交给赵朔的同伙程婴。在赵朔门客公孙杵臼的配合下,程婴抱来别人的婴儿顶替赵氏孤儿。然后,公孙杵臼有意让程婴向屠岸贾举报自己藏匿赵氏孤儿,程婴依计向屠岸贾举报,宣称是妄想千金之赏,带人抓捕公孙杵臼及婴儿,随后将其正法,往后,赵氏孤儿得脱。程婴把赵氏孤儿带到深山老林中,看成儿子抚育教育。赵氏孤儿长大之后就是赵武,他获得了韩厥及晋景公的辅助,最终回到朝中攻灭屠岸贾,报了深仇大恨,赵氏中兴。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向众人告辞,说现在一切清闲,他要去向赵氏祖先以及公孙杵臼讲述这个好新闻,于是自杀。

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对秦汉时期成型的这个故事举行了刷新,使戏剧冲突加倍猛烈,人物性格加倍突出鲜明。在剧中,程婴是赵朔的同伙,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自杀以表刻意。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桀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一心搜捕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宣布,若是找不到人,就要把晋国上下半岁以内的婴儿所有杀掉。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二人刻意舍生取义,同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以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赵氏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根据两人之前的约定,自动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随即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被屠岸贾所杀。程婴则由于举报有功而受到屠岸贾夸奖,成为屠岸贾的门客。程婴把赵氏孤儿看成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之后,程婴告诉他所有真相,赵氏孤儿禀告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随后恢回复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

近代文学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盛赞《赵氏孤儿大报仇》和《感天动地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搏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天下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考察赵氏孤儿故事传世的诸版本,无论是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忠义士各褒奖,是军官还职掌,是穷民与收养”,照样《东周列国志》节录中的“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蕴含的焦点价值都包罗忠义观和惩恶扬善等精神,相符儒家遵照的“义利观”。所谓义者,“事之所宜也”;所谓利者,“人之用曰利”。孔子《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而在杂剧《赵氏孤儿》的叙事中,作者将这种看法通过猛烈的戏剧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于小我私人层面上,晋国公主自缢封口,只求保全赵家命脉;韩厥将军自刎身亡,好伴鉏麑共做忠魂;公孙杵臼撞阶而死,大丈夫不愁一命终;程婴牺儿铤而走险,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于国家层面上,在大事眼前,众人舍己为国,匡扶大义,以“家国天下”的意识、起劲的入世精神,保国家大义而置小我私人利益于死后,体现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德规范,彰显了中华文化中先公后私、整体至上的头脑价值取向,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以小家换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赵氏孤儿》的法译和西传

《赵氏孤儿》是十八世纪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戏剧。《宋元戏曲史》纪录:“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 Halde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这里的“特赫尔特”现实是《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简称《中国通志》)的编者杜赫德(J.B.du Halde),而这一版的真正译者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nare)。1732年(清雍正十年),马若瑟在退居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 Chi-Cou-Euih,ou l'Orphel in de la Maisonde Techao,tragedie chionise)。1734年,马若瑟托请从北京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维莱尔和布罗塞二人将自己的法文译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带回海内,同年揭晓在《法兰西时报》上。一年后,全文揭晓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由此《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

自17世纪最先,法国经济实力雄厚且文化艺术气氛浓郁,巴黎成为那时欧洲汉学的学术研究中央,在汉学西传史上饰演了主要作用。马若瑟法译的《赵氏孤儿》在刊登之后,受到法国民众的普遍迎接,那时法国主流学派“百科全书派”所提倡的头脑,与《赵氏孤儿》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不约而同,《赵氏孤儿》中体现的邪不胜正的信心和运筹帷幄的坚持,有助于推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抨击宗教神权对人的压制,鼓舞那时的民众否决封建特权制度,从而起劲投身构建加倍合理的社会。因此,那时法国的学术界很快加入了对《赵氏孤儿》的追捧队伍中,该译本在文学界甚至戏曲界都引起了极大惊动,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在法译本的基础上很快也相继问世。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凭证马若瑟译本的故事情节,改编了英文版的剧本《中国孤儿》。他保留了马若瑟译本的基本结构,但对人物改变较大,屠岸贾被改成了萧何,程婴改成了开封,韩厥成了苏生,公孙杵臼成了老子,赵氏孤儿成了康熙,在那时这部剧并没有被搬上舞台。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也被《赵氏孤儿》重情重义不惜生命的故事所吸引,最终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获得伟大乐成。英国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则以为伏尔泰的剧本并不令人知足,他也创作了自己的《中国孤儿》剧本,他的这部剧在1759年于英国伦敦的剧院首演,发生了强烈回响。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德国文学家歌德也曾对这部戏发生兴趣,设计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不外动笔只写了两幕,没有最终完成。

在那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靠山下,《赵氏孤儿》凭证差异译者的需求以及差异国家的国情,泛起了多种多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多基于马若瑟法译版本的基础,并非直接基于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严酷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多为转译。这些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意象”险些完全是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响应作品和文献中照搬而来的,缺少对中国文化直接的熟悉和领会,并在一定水平上导致了那时欧洲对中国的误解,尤其是对元杂剧这一文化文体更是难以知其以是然。

虽然,《赵氏孤儿》的欧洲流传之旅展现出的效果是那时西方国家对该剧的改编泛起了“一千小我私人心中有一千个赵氏孤儿”的事态,但其中的文化融会和价值趋同仍然值得注重,这种文化价值使该剧至今在天下各地的舞台上仍不停上映,依旧好评如潮。如厥后在美国上演的《赵氏孤儿》综合了马若瑟和伏尔泰的法译版,以及阿瑟·墨菲的英译版,在演出语言、情节和主题等方面举行了改编。

剖析《赵氏孤儿》风靡那时西方的主要缘故原由,有几点值得注重。

首先,《赵氏孤儿》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心,相符人类配合的价值取向。纪君祥剧本的头脑基调主要显示为“舍生取义”和“复仇报冤”。故事体现的“义”,是作者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对主人公行为的一种道德认同,这相符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与“利”相对立的人生选择。程婴为了推行答应,拯救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儿子的生命。“舍生取义”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儒家文化传承者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而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最后,赵氏复仇报冤乐成,程婴忍辱负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充实知足了观众追求“善恶有报”的质朴愿望。

其次,赵氏孤儿的境遇以及复仇故事,与那时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元代悲剧《赵氏孤儿》(纪君祥)所写也是古代晋国王室里的斗争,其中那些血淋淋的王公贵族的复仇故事,与古希腊悲剧相似。”(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书社)

再次,《赵氏孤儿》流传的历史靠山是17世纪末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在17世纪,众多商人不停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到欧洲,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大受追捧,古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涯方式也成为那时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模拟的工具,而这种热潮也助推了剧本故事的普遍流传。

最后,《赵氏孤儿》故事的改写相符所在国观众的审美心理。那时西方的编剧们对《赵氏孤儿》故事,都凭证各自的创作目的举行了差其余刷新。好比伏尔泰虽然异常浏览东方文明,但他在改编的时刻依旧恪守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使改编后的《中国孤儿》加倍符正当国观众的浏览习惯。伏尔泰以为,在法国,悲剧通常分成五幕,还要设定一个恋爱故事,因此他在剧中还稀奇添加了原剧本里并不存在的情绪戏。

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法国前政要希拉克曾说过,启蒙头脑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协调的天下,这个天下听命于自然规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天下的看法中吸取了许多头脑,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头脑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就是在启蒙运动开展的18世纪欧洲,一场描绘东方社会传统良俗的“孔子道德的五幕剧”上演得如火如荼,三个月时间内上演了几十场,比同时期其他戏剧的场次要多得多,看戏的人数也多得多,这场引发了欧洲关注的戏剧,正是大文豪伏尔泰凭证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这种情形正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有所呼应。

伏尔泰被以为是最早流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推许备至。伏尔泰对欧洲文明的失望、对中华文化的推许实在由来已久。伏尔泰尊崇孔子,自称“孔子学生”。他阅读了不少有关古代中国的质料,把古代中国想象为一个相符启蒙理想的君臣贤能、仁爱为本、法制健全、社会安宁的国家。通过剖析对照,伏尔泰以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较那时的欧洲文明更为优越。他在历史和文化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习惯论》(1756)中对中华文明大加赞扬,并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写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主要职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欧洲各国的历史远没有中国那么久远,基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孔子的理论对于现在的西方天下也有许多借鉴之处……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我要充实表达我的敬意。这内里看不到迷信,看不到传说和死板的教条,四处都是对理性的无比尊崇”。

18世纪的欧洲,启蒙头脑的火光刚刚点亮,与此同时,那时宗教教会的朴陋和野蛮却在威胁摧毁这摇曳的火光;而这个时刻的法国,正处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作为法国甚至欧洲启蒙运动的首脑之一,伏尔泰全力张扬理性、科学和艺术的气力,将文明和自由视为最主要的追求,以为文明势必战胜野蛮和落伍。从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出发,那时的伏尔泰也正在中国文学中寻找适合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某些起劲因素。在这种形式下,来自中国的《赵氏孤儿》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并引起了他的注重。

伏尔泰并没有拘泥于《赵氏孤儿》的马若瑟译本,而是凭证自己的明白和那时的社会靠山,除了“搜孤”“救孤”这一基本故事框架模拟《赵氏孤儿》外,其他如时间、情节、人物等设定,都凭证法国自身情形作了改动,从而对这样一部原本以赞扬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主旨的中国元杂剧举行了周全改写。

伏尔泰首先改变了故事发生的时代靠山,将原本故事中的春秋时代晋国改成宋元易代之际,这样的改变,让原先故事版本中的一国之内奸臣与忠臣的矛盾,酿成了宋朝与蒙元之间的冲突。凭证这个改变,伏尔泰亦将《赵氏孤儿》中的人物所有替换了设定,原剧中的赵氏孤儿成了大宋王朝的遗孤,一个家族的孤儿酿成了一个国家的孤儿。剧中主人公盛悌成为伏尔泰心目中孔子伦理观的完善承载者、中国儒家文化的卓越代表。他毅然担负起拯救宋室孤儿的职责,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独子,以换取宋室孤儿的性命。盛悌的妻子伊达梅则体现了儒家文化优美的一面,她对丈夫恭顺谦逊,对儿子一腔母爱,但在故事中,当她遭到成吉思汗的威逼胁迫,在面临失去丈夫和儿子与损失尊严和自由的选择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于是,这一形象便具备了浓郁的启蒙主义色彩。剧中的另一人物成吉思汗则在某种水平上不失为一位理想的开明君主。在伏尔泰笔下,成吉思汗最初以野生番形象泛起,他千方百计地要找到宋王室的遗孤以斩草除根。厥后他却被俘虏的高朱紫品所感动,最后不仅不杀宋朝遗孤,而且饶恕了盛悌配偶,还周全执行了宋朝执法。

《中国孤儿》中,伏尔泰摒弃了善恶报应的模式,让成吉思汗在伊达梅与盛悌高尚的道德感召下幡然悔悟,以此来显示他所追求的文明精神对野蛮暴力的胜利。整个情节中,没有流血或牺牲,下场也改为双方息争的方式,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归化使原真相抗衡的矛盾冲突获得缓解、消融。这种下场的放置,正知足了伏尔泰那时的政治需求,宣传了启蒙文化头脑。伏尔泰以为,《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虽然打败了中原人,但中原文化与文明并没有遭到损坏,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些文化和文明还同化了蒙昔人。伏尔泰通过这样的剧情设定来试图说明文化和文明的气力是不能征服的。从伏尔泰笔下《中国孤儿》第4幕第2场中成吉思汗的喟叹中,我们能充实体会到伏尔泰那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视角:

“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

 历代天子的权威确立在大睿大智之上,就连邻国的君主也恭顺地称臣;

 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

 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写道:“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最先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罗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头脑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历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伏尔泰为了推动那时否决宗教神学的头脑启蒙运动,不仅提出学习儒家头脑,甚至把耶稣像改为孔子像,朝暮星期。伏尔泰憎恨那时宗教教会对欧洲的钳制,希望能够用儒家头脑作为摧毁旧体制的武器。伏尔泰在《习惯论》中提及中国执法、习惯时这样写道:“天下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推行孔子的执法的时代。”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头脑内容上一定了儒家的头脑,强调人类文明的气力,强调人的理性,并运用这些头脑开启民众,为法国的社会变化作了头脑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中国孤儿》上演三十多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发作。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伏尔泰等启蒙头脑家也施展了主要作用。

小结

历史阵容赫赫,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的流传,正是中西方文化融会互鉴的一个例证。

元杂剧《赵氏孤儿》自18世纪传至欧洲以来,不停被各国翻译、改编,搬上舞台,屡演不衰。作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其情节主要集中于“搜孤”“救孤”,故事虽然只有一楔五折,但其中彰显的儒家头脑如“义利观”和“忠诚观”却受到了那时西方学者的重点关注。《赵氏孤儿》通过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善恶有报等看法,反映了人类共通的质朴情绪,相符人类配合的价值取向,能够感动差异文化靠山的人们。

而故事中所蕴含的理性光泽,又格外吸引了十八世纪欧洲人的眼光,为西方那时正在举行的头脑启蒙送去了一缕东风。法国文豪伏尔泰等人将其改编,《赵氏孤儿》变身《中国孤儿》,进一步被赋予了西方的人文精神意蕴,并引发了更多西方人对东方戏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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